1937年至194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
丁光训1942年至1945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
1946年至1947年加拿大基督教学生运动干事。
1947年至1948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
1948年至1951年瑞士日内瓦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
1951年至1980年上海广学会总干事，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副校长兼宗教研究所所长。
1980年至1989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
1989年至1997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南京大学副校长，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
1997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
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6年8月，第八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上当选为名誉主席 。
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1]
丁光训1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基督徒家庭，他的外祖父是圣公会牧师，母亲是虔诚的信徒。按照基督教的传统，丁光训在出生四个月时便受了洗礼。从他懂事时起，每个星期天都要随家人上教堂做礼拜。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丁光训从小便受到深厚的基督教教育。童年的经历难以忘怀，基督的爱从此一直与他同在。 丁光训在求学时一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对数学尤其爱好，数理化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3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圣约翰大学高中部，三年后又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他的父亲感到很自豪，父亲希望他以后当一名工程师，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经济收入。
可是一年以后，丁光训却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从土木工程系转入文科，学习英文与神学。这次转系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促使他弃理学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母亲希望他念神学，像外祖父一样，献身于教会;二是在他求学期间，日本侵略东北三省，国难临头，丁光训深为祖国的命运担忧，他感到这时中国需要的不是工程技术，而是改造社会。科学救国的道路走不通，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想用基督教来挽救社会。但在当时，他也并不知道该怎样去行动。当他后来参加了学生基督教团契的活动，才逐步提高了认识。
当时，在上海的教会学校中，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影响很大，青年会本着“非以役人，乃役以人”的教训，为社会和民众服务。丁光训积极参加了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团契活动，他在活动中结识了不少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运动的学生，也认识了当时担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主任干事的吴耀宗先生。在救亡运动形势的影响下，学生团契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举办演讲、讨论会、歌咏班,参观工厂,出版刊物,组织夏令会、冬令会等,使他认识到基督徒要像耶稣基督那样爱国爱民,为拯救人民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深感到作为基督徒身上责任的重大。
1937年丁光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丁光训担任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具体负责上海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简称“上海联”)的工作,同时在圣约翰大学继续进修神学。抗战爆发后,为了引导基督教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上海联”提出基督教学生运动的中心是开展四大运动,即“认识真理运动,认识时代运动,国际友谊运动,立志献身运动。”丁光训和学生们一起研究社会问题,讨论形势发展,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
北平、天津等地沦陷后,一部分学生流亡到上海,生活和求学都发生了困难,上海也有许多学生因家庭受战争影响,继续学业发生困难。为了帮助学生度过难关、完成学业,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董事、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人的关心下,上海青年会发起组织了上海学生救济委员会(简称学济会)。学济会设法在国内外募集钱款,以资助贫寒学生的生活和学习。
自1939年起,丁光训担任了学济会的执行干事,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捐款来源断绝,学济会工作不得不暂行停止。由于日伪在上海的残酷统治,学生生活更趋困难。
1944年下半年,正是抗战胜利前夕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困难,丁光训主持的青年会学生部和女青年会学生部便发动学生自己动手举办“救济失学义卖市场”,并联络《申报》《新闻报》社会服务栏目参加并负责宣传工作。1942年丁光训获圣约翰大学神学学士学位,又被立为圣公会牧师。当时留在上海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顾子仁牧师邀请他到国际礼拜堂兼任牧师。这是一个有各国基督教参加的、用英语讲道的、不分教派的礼拜堂,宗教上比较开放,社交活动较多。丁光训和顾子仁利用该堂礼拜天的下午时间,发起学生礼拜堂,吸引基督教青年来参加礼拜。在礼拜后的团契活动中,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讨论社会问题。他在基督教学生中有许多朋友,是学生们公认的一位基督教学生运动领袖,许多人从他那里得到教益。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全中国人民反独裁、争民主的高潮中,基督教爱国领袖吴耀宗、涂羽卿、陆干臣等发起组织“中国基督教民主研究会”,研究会经常举办报告会、讨论会,请社会上的民主运动领袖向大家介绍民主运动情况,帮助大家了解形势。丁光训担任了民主研究会的执行干事,做了许多组织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1946年至1951年，丁光训受青年会委派,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工作,他与夫人郭秀梅女士在加拿大、美国、瑞士等国工作和学习,在神学上得到深造,同时也结识了不少外国朋友。
丁光训在国外工作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时期,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远在欧洲的丁光训为祖国的新生感到欢欣鼓舞,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尽快回国。但在当时,西方不少人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对共产党的无神论怀有疑虑,很多外国朋友都劝他留在国外。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有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才是最值得自豪的。1951年底,丁光训婉拒了外国朋友们的好意,携全家回到上海。当时国内基督教界,吴耀宗先生领导的“三自爱国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开展。他以严谨的态度,在深入了解了“三自运动”的深远意义后,坚定地支持“三自运动”。
1955年,丁光训被祝圣为主教,这时他已担任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这是解放以后11个不同宗派的神学院校联合组成的神学院,1952年新成立的董事会请丁光训任院长,时年37岁。丁光训知道,中国教会需要一批爱国爱教的教牧人员,需要一批在神学上有较高造诣的神学家,这关系到教会的未来。在受命赴南京担任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后,他以宽广的胸怀,互相尊重的原则,团结全院来自不同宗派的神学教师,共同承担起培养年轻教职人员的重担。
中国基督教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到毁灭性破坏。“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落实。1980年,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召开,会议代表一致选举丁光训主教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主教成为新时期中国基督教的领袖。
丁光训主教身负的重任是常人难以了解的:中国基督教的各级组织在“文革”中都停止了工作,教堂被占用,宗教活动难以正常进行,需尽快恢复;基层教会力量薄弱,教职人员奇缺,而信教群众却大量增加,但素质低下,很多处于原始的自发活动状态,亟需有人正确引导;在有的地方,宗教政策迟迟得不到落实,甚至时有侵犯宗教界合法权益的事情发生,需要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对话;在海外,由于几十年中断联系,许多人对中国基督教的情况缺乏了解,还有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宗教进行诬蔑攻击,必须及时开展对外友好工作,并揭露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为了中国教会的恢复与重建,丁光训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他经常到各地访问,帮助协调解决教会中出现的问题;他仍担任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并亲自讲课,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还把优秀的神学生送到国外培养深造;在全国政协及其他的一些会议上,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指出落实宗教政策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了发展同海外教会的联系,丁主教不辞辛劳,奔波于世界各地,宣传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道路,介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国家的宗教政策。
自80年代以来,在丁光训带领下,中国基督教得到了很大发展,现在信徒人数已达1000万左右,全国开放的礼拜堂已增至12000余所。为了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全国现开办神学院校17所,累计已培养了毕业生2700人。在出版工作方面,现已印刷发行《圣经》2000万本,《赞美诗(新编)》800多万册,全国两会出版了《天风》杂志和大量宗教神学书刊,一些地方两会和神学院也有自己的出版物和刊物,从不同方面满足了信徒的需要。
80年代以来,在教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时,丁光训又对“建设教会”提出新的内容。他指出,吴耀宗先生倡导的“三自爱国运动”已取得巨大成就,它使中国基督教变成了爱国的基督教,改变了中国基督教的“洋教”面貌,从而逐步改变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基督教的观感。但是“三自”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三自”在解决了“由谁来办”的问题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把中国教会办好?他认为,必须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治好、养好、传好。
在1996年12月召开的“中国基督教第六届全国会议”上,年过80的丁光训主教谢绝各方挽留,主动提出退休,又被一致推举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现在,丁光训仍担任着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他曾多次在公开和私下场合中表示他的最大心愿是放弃其他工作,专心办神学院,为中国教会培养下一代。当然,以他的学识、威望及在海内外的影响,他不可能完全淡出,他仍在为中国教会工作,关注教会的发展,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一生与中国基督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永远不能分割了。[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