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底有种很严肃、认真的想法，就是担心我们中国文化的演变里面，会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对于艺术的爱好，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感受，可能慢慢淡泊以至消失
北岛曾说：“我头回听说帕斯是80年代初，那时，圈子里正流传着一本叶维廉编选的外国当代诗选《众树歌唱》，可让我们开了眼界。”
叶维廉何许人也?半个世纪前，还在大学读书的他以《赋格》、《愁渡》等新诗崛起，数度获奖。1978年入选“台湾十大诗人”，与余光中、纪弦等人齐名。赴美后，他以双语诗人、诗学理论家、翻译家的多重身份活跃于国际诗界：他在英文诗里创造了一种可以兼容中西视野的灵活语法;他所翻译的《王维》和《中国古典诗文类举要》匡正了西方翻译对中国美感经验的歪曲;由其译介的中国诗作多次被收入美国大学的教科书。美国当代诗人罗登堡(Jerome Rothenberg)称其为“美国(庞德系列的)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汇通者”。
“其实，我用英语写文章，即使在西方有影响，也就这么几个人看，中国自己人却不知道。”面对西方的赞誉，古稀老人不以为然，言语中带有几分落寞。
“我诗的生命是在香港开始的，但诗的内蕴却比这还早在心中缠绕，那是战争之血与错位之痛。”
1937年，叶维廉出生于广东中山一个小村落，父亲瘫痪在床，母亲是乡间的助产士。家中贫穷，童年他备受饥饿折磨，常惊恐于日寇的炮火。
11岁那年，他随家人逃亡到香港，寄居在舅舅家。
“在香港，‘白色的中国人’压迫‘黄色的中国人’。母亲微薄的薪水无法支持一家六口的生计，我的两个哥哥不得不找工作，大哥在监狱当守卫，二哥在一家水族馆打工。父母希望我念完书，找份工作安定下来，母亲希望我做医生，可我却选择了文学，如果当时我有今日的经历，或许会用鲁迅的话解释：‘我们需要医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是心。’在香港我的成长伴随着无尽的身份焦虑，我被逐向生存意义的求索而萌芽为诗人。”
在画家、诗人王无邪鼓励下，叶维廉开始写诗。受诗人昆南邀请，又参与创办诗刊《诗朵》。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诗人的作品。“我抄过戴望舒译的《波德莱尔》，翻看《咀华集》里的所有文章。从戴望舒、艾青一直下来，王辛笛、卞之琳、穆旦，我曾深受他们影响，尤其是卞之琳后期的诗以及王辛笛在意象上的处理，都对我有所启发。”
1955年，叶维廉求学台湾。“国民党蒋政权移台后，台湾被纳入世界两权对立的冷战舞台。当时虽然自称‘自由中国’，但政府的‘恐共情结’如此失衡，‘白色恐怖’变本加厉，整个文化气氛上，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有相当程度的管制。”
“铁幕”落下后叶维廉顿觉被故土抛离，“诗人们的特殊‘孤绝’与‘愤怒’成因复杂，有生存威胁、有语言危机，还有文化承传的焦虑。渡海到台湾的‘禁锢’感，不只是个人的，而且是全社会的。‘永绝家园’的废然绝望确是当时的伤痛，但却不能说。”深沉的忧时忧国最终愁结为一篇篇诗作，“用洛夫的话来说：‘写诗即是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
叶维廉与痖弦、洛夫等人不断探索新诗前卫思潮与技巧。他翻译的《荒原》在1960年代的台湾颇受重视，选译的《众树歌唱》在大陆朦胧诗人中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硕士毕业后，由于不满香港教职的不公待遇，他选择去美国爱荷华大学深造，“当时写作班的老师来自普林斯顿，他把我当年的论文给了比较文学大师克劳迪欧•归岸(Claudio Guillen)。他看后很兴奋，邀我去普大，奖学金没问题，表格都不用填。我便转到普林斯顿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毕业后，叶维廉定居美国，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至今。
“从一片断裂的历史/跳到另一片断裂的历史/攀升如梯/重入那原初未割的情感/那未曾分封的完整……”这首《归来》选自叶维廉近年的诗集《雨的味道》。
尽管入了美国籍，这位诗学大家仍频繁回到台港和大陆，惦念故土的文脉：“国民党坏就坏在到台湾以后封锁了文化。现在台湾年轻人对大陆印象模糊，就剩一张地图。到后来他们就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好好爱台湾。但是，一旦接触并深入进去，中国的根和我们是联系在一起、分不开的。”老人酸楚一笑，沉沉道。
我担心传统艺术慢慢消失
人物周刊：您如何定位自己的读者群?
叶维廉：我不仅是写给某一些中国人看。我想将我的意思传递给一切中国人，我写的时候，可能有许多观众已经是缺席的了。我心底有种很严肃、认真的想法，就是担心我们这么多年的中国文化的演变里面，会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对于艺术的爱好，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感受，可能慢慢淡泊以至消失。
人物周刊：大陆的流沙河先生曾编过一本《台湾诗人十二家》，以当年的“台湾十大诗人”(纪弦、羊令野、余光中，洛夫、白萩、痖弦、罗门、商禽、杨牧、叶维廉)为主，加入郑愁予和高准二人。作为“十大诗人”之一，您对其他诗人作何评价?
叶维廉：“台湾十大诗人”是当年辛郁、管管、张默等几个中年人评选出来的。郑愁予没排进来是个人因素，当时他们写信给他，他不知为什么没搭理他们。高准的诗不入流，他最早跟工农兵结合，所以大家很捧他。我个人觉得羊令野够不上那个位置，林亨泰其实应排进去。他最出名的诗《风景》，“防风林/的/外边/还有防风林/的/外边/还有防风林/的/外边/还有……”他是一名跨语言的诗人，在日本成长，国民党回来后不让用日文，他重新学中文，成功了。他也是位很理性的诗人，作品是建构性的。这方面，白萩也不错，他的名字也是日本有名诗人的名字。
人物周刊：当年的“十大诗人”中，大陆对余光中最熟悉，您如何评价他的作品?
叶维廉：我最早翻译的中国现代诗，我们那一代的，里面有他。余光中的东西比较传统，文字不错，西方的语法较多，中国的感情是丰富的，但真正的好诗比较少。他是这样有个性的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最大的诗人。前阵，“十大诗人”第二次投票，最后究竟洛夫多还是他多，哎呀，他很紧张很计较。
人物周刊 ：这“十大诗人”后来的交往如何，有没有什么分化?
叶维廉：我们还是来往的，近年最大变化是本土化了。当时“乡土派”不是骂我们嘛，“台湾独立”整套东西把我们边缘化了，他们现在推动的不是我们这些人，觉得我们是大陆派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太蓝。但他们很会做，不说我叶维廉不是个诗人，说我是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实际上，他们当年是学我们出来的，现在觉得该是他们上来的时候了。
人物周刊：现在台湾诗歌创作状况如何?年轻诗人和你们那拨诗人有何不同?
叶维廉：台湾在西方工业文化(物化、商品化、工具化、划一化)思想长期影响下，消费社会高度发展，纯文学已不易存在。台湾两大报的副刊已非常明显地商品化，他们拒绝严肃的文章与诗歌，甚至说诗是票房毒药。就像瘂弦所说，台湾文坛尽是些“甜甜的语言、淡淡的哀愁、浅浅的哲学、帅帅的作品”，属于娱乐性的商品化文学。这种情况下诗人能做什么是发人深思的。在这个看来属于“非诗”的时代，其实也有另一些诗出现，含有社会批判的诗，使人阅读之后必须思考。
台湾的年轻诗人对市场调查很重视，耐不住寂寞，需要掌声;而我们当时纯粹为了喜爱而写诗，因此执着、不愿放弃。现在的很多年轻诗人只渴求即刻的回响，否则就无法坚持，无法找到他的生命感。
朦胧诗一点都不朦胧
人物周刊：您很早就对中国大陆1980年代的朦胧诗作过评价，能否具体谈谈?
叶维廉：我在海外是第一个捧朦胧诗的，《中国诗学》里有篇文章就是谈朦胧诗的。
事实上，我基本认为，朦胧诗一点都不朦胧，并非那么难懂。有些人不是看不懂他们的诗，而是太了解他们在说什么，不愿让他们上来，所以才攻击他们。
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最好什么都是透明的，不要用一种暧昧暗示的东西来说。艾青有一首散文诗：早上八哥问知了：“你在唱什么?”知了说，“太阳刚出来啊!”中午回来，知了还在唱。“你在唱什么?”“日正当中嘛。”晚上它还在叽叽喳喳，“晚霞很漂亮。”后来艾青就被送到北大荒去了。他们当然看懂了。
朦胧诗产生就是三个因素，“假”、“大”、“空”嘛。“文革”后，1978-1979年，这些年轻人面临一个重大危机。突然之间，30年来种植在他们意识中，加强又加强、肯定又肯定的东西瓦解了。一位老诗人曾亲口对我说，那个一度被视为有永恒价值的坚实可触的实体，一夜间变为“假、大、空”——虚假的、大言的、空洞的。大灾难面前要用一种特别的语言表达，朦胧诗受到重视，因为那些年轻人特别有感受，把那东西表达出来了。
北岛那首《回答》并不怎么样，可在那时候，你想想看，能够这样讲的非常非常少。后来，每次让他念那首诗，他都说，“算了吧，让我念另一首吧。”
人物周刊：北岛出国后的创作有不少变化，您如何评价?
叶维廉：我觉得北岛最好的还是在国内写的东西，他离开后也写了些作品，但那和西方的现代诗没什么两样，这是他离开这块土地后比较大的困难。
关于朦胧诗我写得最多的不是北岛，其实欧阳江河的诗很好，可惜后来不写了。你看：“枪口向我走来，一只黑色的太阳/在干裂的土地上向我走来……”非常强烈的意象。他给我这诗时还没发表，还是油印的。有趣的是，他们这些东西和我的创作很像，也是危机下产生的东西。
白话诗改革不彻底
人物周刊：昨天的讲座中，您提及“五四”以来白话诗改革不彻底的问题。在语言上，白话诗究竟是该借鉴西方还是尊崇中国传统?
叶维廉：“五四”那批诗人有很好的养分：所有人都会写旧诗，也都很懂旧诗，同时又精通外文。当胡适决定用白话做传媒的时候，它有个使命，要传达新消息。因此，很容易把“我要做什么”这种语态用进去。比如郭沫若的《天狗》中，“我”是很重要的，包括徐志摩他们，突然作品中叙述性的东西增多。保守派攻击说这是散文，其实是叙述性过多。革命文学使得这种叙述性和故事性愈来愈强。到30年代，算是有种提炼。戴望舒把词的感觉和基调加进去，后来到了王辛笛的诗，意象和感觉都很经典。他们的传统原本可以很好地延续下去，可惜后来中断了。工农兵上来后，“五四”传统就丢掉了。
人物周刊：“五四”那批诗人中，您比较欣赏谁的作品?
叶维廉：“五四”有好东西，闻一多的作品就非常好。我曾经讲，当时的文学分三种：第一种，把中国未来的景象看成是眼前的，非常理想化，代表人物郭沫若和徐志摩;第二种，对现实的抗议，在小说里比较多;第三种，内在冲突很大、彷徨的。鲁迅是一个，闻一多是一个，他的《一个观念》和《发现》合成的《两首诗》，你能感觉到其中的挣扎。
两首诗里，闻一多准确地预示了我们注定要承受因文化改观而带来的绞痛：“这不是我的中华!”这个呼号从他和鲁迅的时代，经三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台湾的现代派，到七八十年代的乡土派和新生代，到“文化大革命”后的朦胧诗，直到现在，都曾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呼号，从文化论争到文艺创作，从未间断。我敢说，这个呼号，在现代中国文化真正独立前，将无可避免地继续回响。
这里的“中国”，与任何政党、政府的认同无关，是闻一多心中的“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他的《死水》具有自传性，同时也是政治诗，最后几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杭约赫(九叶派诗人)说得最清楚：我很希望在文集里造一个世界，可是我不能，外面有太多事要我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