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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客室

叶维廉:生命如诗

时间:2013-01-24 11:58:56    来源:http://www.njupco.com     作者:营销中心


   我心底有种很严肃、认真的想法,就是担心我们中国文化的演变里面,会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对于艺术的爱好,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感受,可能慢慢淡泊以至消失

  北岛曾说:“我头回听说帕斯是80年代初,那时,圈子里正流传着一本叶维廉编选的外国当代诗选《众树歌唱》,可让我们开了眼界。”

  叶维廉何许人也?半个世纪前,还在大学读书的他以《赋格》、《愁渡》等新诗崛起,数度获奖。1978年入选“台湾十大诗人”,与余光中、纪弦等人齐名。赴美后,他以双语诗人、诗学理论家、翻译家的多重身份活跃于国际诗界:他在英文诗里创造了一种可以兼容中西视野的灵活语法;他所翻译的《王维》和《中国古典诗文类举要》匡正了西方翻译对中国美感经验的歪曲;由其译介的中国诗作多次被收入美国大学的教科书。美国当代诗人罗登堡(Jerome Rothenberg)称其为“美国(庞德系列的)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汇通者”。

  “其实,我用英语写文章,即使在西方有影响,也就这么几个人看,中国自己人却不知道。”面对西方的赞誉,古稀老人不以为然,言语中带有几分落寞。

  “我诗的生命是在香港开始的,但诗的内蕴却比这还早在心中缠绕,那是战争之血与错位之痛。”

  1937年,叶维廉出生于广东中山一个小村落,父亲瘫痪在床,母亲是乡间的助产士。家中贫穷,童年他备受饥饿折磨,常惊恐于日寇的炮火。

  11岁那年,他随家人逃亡到香港,寄居在舅舅家。

  “在香港,‘白色的中国人’压迫‘黄色的中国人’。母亲微薄的薪水无法支持一家六口的生计,我的两个哥哥不得不找工作,大哥在监狱当守卫,二哥在一家水族馆打工。父母希望我念完书,找份工作安定下来,母亲希望我做医生,可我却选择了文学,如果当时我有今日的经历,或许会用鲁迅的话解释:‘我们需要医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是心。’在香港我的成长伴随着无尽的身份焦虑,我被逐向生存意义的求索而萌芽为诗人。”

  在画家、诗人王无邪鼓励下,叶维廉开始写诗。受诗人昆南邀请,又参与创办诗刊《诗朵》。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诗人的作品。“我抄过戴望舒译的《波德莱尔》,翻看《咀华集》里的所有文章。从戴望舒、艾青一直下来,王辛笛、卞之琳、穆旦,我曾深受他们影响,尤其是卞之琳后期的诗以及王辛笛在意象上的处理,都对我有所启发。”

  1955年,叶维廉求学台湾。“国民党蒋政权移台后,台湾被纳入世界两权对立的冷战舞台。当时虽然自称‘自由中国’,但政府的‘恐共情结’如此失衡,‘白色恐怖’变本加厉,整个文化气氛上,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有相当程度的管制。”

  “铁幕”落下后叶维廉顿觉被故土抛离,“诗人们的特殊‘孤绝’与‘愤怒’成因复杂,有生存威胁、有语言危机,还有文化承传的焦虑。渡海到台湾的‘禁锢’感,不只是个人的,而且是全社会的。‘永绝家园’的废然绝望确是当时的伤痛,但却不能说。”深沉的忧时忧国最终愁结为一篇篇诗作,“用洛夫的话来说:‘写诗即是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

  叶维廉与痖弦、洛夫等人不断探索新诗前卫思潮与技巧。他翻译的《荒原》在1960年代的台湾颇受重视,选译的《众树歌唱》在大陆朦胧诗人中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硕士毕业后,由于不满香港教职的不公待遇,他选择去美国爱荷华大学深造,“当时写作班的老师来自普林斯顿,他把我当年的论文给了比较文学大师克劳迪欧•归岸(Claudio Guillen)。他看后很兴奋,邀我去普大,奖学金没问题,表格都不用填。我便转到普林斯顿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毕业后,叶维廉定居美国,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至今。

  “从一片断裂的历史/跳到另一片断裂的历史/攀升如梯/重入那原初未割的情感/那未曾分封的完整……”这首《归来》选自叶维廉近年的诗集《雨的味道》。

  尽管入了美国籍,这位诗学大家仍频繁回到台港和大陆,惦念故土的文脉:“国民党坏就坏在到台湾以后封锁了文化。现在台湾年轻人对大陆印象模糊,就剩一张地图。到后来他们就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好好爱台湾。但是,一旦接触并深入进去,中国的根和我们是联系在一起、分不开的。”老人酸楚一笑,沉沉道。

  我担心传统艺术慢慢消失

  人物周刊:您如何定位自己的读者群?

  叶维廉:我不仅是写给某一些中国人看。我想将我的意思传递给一切中国人,我写的时候,可能有许多观众已经是缺席的了。我心底有种很严肃、认真的想法,就是担心我们这么多年的中国文化的演变里面,会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对于艺术的爱好,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感受,可能慢慢淡泊以至消失。

  人物周刊:大陆的流沙河先生曾编过一本《台湾诗人十二家》,以当年的“台湾十大诗人”(纪弦、羊令野、余光中,洛夫、白萩、痖弦、罗门、商禽、杨牧、叶维廉)为主,加入郑愁予和高准二人。作为“十大诗人”之一,您对其他诗人作何评价?

  叶维廉:“台湾十大诗人”是当年辛郁、管管、张默等几个中年人评选出来的。郑愁予没排进来是个人因素,当时他们写信给他,他不知为什么没搭理他们。高准的诗不入流,他最早跟工农兵结合,所以大家很捧他。我个人觉得羊令野够不上那个位置,林亨泰其实应排进去。他最出名的诗《风景》,“防风林/的/外边/还有防风林/的/外边/还有防风林/的/外边/还有……”他是一名跨语言的诗人,在日本成长,国民党回来后不让用日文,他重新学中文,成功了。他也是位很理性的诗人,作品是建构性的。这方面,白萩也不错,他的名字也是日本有名诗人的名字。

  人物周刊:当年的“十大诗人”中,大陆对余光中最熟悉,您如何评价他的作品?

  叶维廉:我最早翻译的中国现代诗,我们那一代的,里面有他。余光中的东西比较传统,文字不错,西方的语法较多,中国的感情是丰富的,但真正的好诗比较少。他是这样有个性的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最大的诗人。前阵,“十大诗人”第二次投票,最后究竟洛夫多还是他多,哎呀,他很紧张很计较。

  人物周刊 :这“十大诗人”后来的交往如何,有没有什么分化?

  叶维廉:我们还是来往的,近年最大变化是本土化了。当时“乡土派”不是骂我们嘛,“台湾独立”整套东西把我们边缘化了,他们现在推动的不是我们这些人,觉得我们是大陆派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太蓝。但他们很会做,不说我叶维廉不是个诗人,说我是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实际上,他们当年是学我们出来的,现在觉得该是他们上来的时候了。

  人物周刊:现在台湾诗歌创作状况如何?年轻诗人和你们那拨诗人有何不同?

  叶维廉:台湾在西方工业文化(物化、商品化、工具化、划一化)思想长期影响下,消费社会高度发展,纯文学已不易存在。台湾两大报的副刊已非常明显地商品化,他们拒绝严肃的文章与诗歌,甚至说诗是票房毒药。就像瘂弦所说,台湾文坛尽是些“甜甜的语言、淡淡的哀愁、浅浅的哲学、帅帅的作品”,属于娱乐性的商品化文学。这种情况下诗人能做什么是发人深思的。在这个看来属于“非诗”的时代,其实也有另一些诗出现,含有社会批判的诗,使人阅读之后必须思考。

  台湾的年轻诗人对市场调查很重视,耐不住寂寞,需要掌声;而我们当时纯粹为了喜爱而写诗,因此执着、不愿放弃。现在的很多年轻诗人只渴求即刻的回响,否则就无法坚持,无法找到他的生命感。

  朦胧诗一点都不朦胧

  人物周刊:您很早就对中国大陆1980年代的朦胧诗作过评价,能否具体谈谈?

  叶维廉:我在海外是第一个捧朦胧诗的,《中国诗学》里有篇文章就是谈朦胧诗的。

  事实上,我基本认为,朦胧诗一点都不朦胧,并非那么难懂。有些人不是看不懂他们的诗,而是太了解他们在说什么,不愿让他们上来,所以才攻击他们。

  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最好什么都是透明的,不要用一种暧昧暗示的东西来说。艾青有一首散文诗:早上八哥问知了:“你在唱什么?”知了说,“太阳刚出来啊!”中午回来,知了还在唱。“你在唱什么?”“日正当中嘛。”晚上它还在叽叽喳喳,“晚霞很漂亮。”后来艾青就被送到北大荒去了。他们当然看懂了。

  朦胧诗产生就是三个因素,“假”、“大”、“空”嘛。“文革”后,1978-1979年,这些年轻人面临一个重大危机。突然之间,30年来种植在他们意识中,加强又加强、肯定又肯定的东西瓦解了。一位老诗人曾亲口对我说,那个一度被视为有永恒价值的坚实可触的实体,一夜间变为“假、大、空”——虚假的、大言的、空洞的。大灾难面前要用一种特别的语言表达,朦胧诗受到重视,因为那些年轻人特别有感受,把那东西表达出来了。

  北岛那首《回答》并不怎么样,可在那时候,你想想看,能够这样讲的非常非常少。后来,每次让他念那首诗,他都说,“算了吧,让我念另一首吧。”

  人物周刊:北岛出国后的创作有不少变化,您如何评价?

  叶维廉:我觉得北岛最好的还是在国内写的东西,他离开后也写了些作品,但那和西方的现代诗没什么两样,这是他离开这块土地后比较大的困难。

  关于朦胧诗我写得最多的不是北岛,其实欧阳江河的诗很好,可惜后来不写了。你看:“枪口向我走来,一只黑色的太阳/在干裂的土地上向我走来……”非常强烈的意象。他给我这诗时还没发表,还是油印的。有趣的是,他们这些东西和我的创作很像,也是危机下产生的东西。

  白话诗改革不彻底

  人物周刊:昨天的讲座中,您提及“五四”以来白话诗改革不彻底的问题。在语言上,白话诗究竟是该借鉴西方还是尊崇中国传统?

  叶维廉:“五四”那批诗人有很好的养分:所有人都会写旧诗,也都很懂旧诗,同时又精通外文。当胡适决定用白话做传媒的时候,它有个使命,要传达新消息。因此,很容易把“我要做什么”这种语态用进去。比如郭沫若的《天狗》中,“我”是很重要的,包括徐志摩他们,突然作品中叙述性的东西增多。保守派攻击说这是散文,其实是叙述性过多。革命文学使得这种叙述性和故事性愈来愈强。到30年代,算是有种提炼。戴望舒把词的感觉和基调加进去,后来到了王辛笛的诗,意象和感觉都很经典。他们的传统原本可以很好地延续下去,可惜后来中断了。工农兵上来后,“五四”传统就丢掉了。

  人物周刊:“五四”那批诗人中,您比较欣赏谁的作品?

  叶维廉:“五四”有好东西,闻一多的作品就非常好。我曾经讲,当时的文学分三种:第一种,把中国未来的景象看成是眼前的,非常理想化,代表人物郭沫若和徐志摩;第二种,对现实的抗议,在小说里比较多;第三种,内在冲突很大、彷徨的。鲁迅是一个,闻一多是一个,他的《一个观念》和《发现》合成的《两首诗》,你能感觉到其中的挣扎。

  两首诗里,闻一多准确地预示了我们注定要承受因文化改观而带来的绞痛:“这不是我的中华!”这个呼号从他和鲁迅的时代,经三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台湾的现代派,到七八十年代的乡土派和新生代,到“文化大革命”后的朦胧诗,直到现在,都曾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呼号,从文化论争到文艺创作,从未间断。我敢说,这个呼号,在现代中国文化真正独立前,将无可避免地继续回响。

  这里的“中国”,与任何政党、政府的认同无关,是闻一多心中的“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他的《死水》具有自传性,同时也是政治诗,最后几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杭约赫(九叶派诗人)说得最清楚:我很希望在文集里造一个世界,可是我不能,外面有太多事要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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