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到市郊戴高乐机场的RER B列车上，流浪歌手依旧在车厢里熟练地拉着手风琴沧桑地唱着歌。在沧桑的歌声里，我已感到将近两年的巴黎生活如同这班列车一般，快速地在生命的轨迹当中驶过。
在巴黎将近两年如同城市晃游者的生活里，我总是不断地考掘，在各式各样的博物馆里，在旅途，在图书馆，在书店里，考掘多年前初游巴黎之际，在塞纳河边的小书贩那里所发现的广告海报。这些广告海报是法国美好年代(Belle ?魪poque)的印记。今日，这些广告海报已都被制成明信片的大小。你可以在这些广告海报上轻易找到“主流巴黎”的意象，例如百货公司、电影、现代浴室、巧克力的广告，然后，顺着如“追忆似水年华”一般的时光倒流，走进一个你所想象的或是许多人都如此想象的过去永远美好的巴黎。那样的巴黎，带着超凡不沾染任何俗世尘埃的怀旧美感。
192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时期著名文化评论家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曾指出，城市是由许多片断的符号所组成的空间。这句评论正适用在这些五颜六色的广告海报身上。考掘这些广告海报背后的故事正像是一个解码的过程。所谓的美好年代，一般来说，其时间点在189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而其内涵则是随着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崭新的文化、艺术乃至生活形式。事实上，这个时间点也正是法国逐渐克服经济低迷、第二次工业革命正要启动的关键时刻。然而，解读这些广告海报却无法单从美好年代的历史脉络着手，因为这些广告海报背后的故事与现代巴黎的形成息息相关。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他已被翻译为多国文字的城市研究经典著作《巴黎城记》一书里，给出了现代巴黎崛起的时间起点——1848年。从马克思理论介入空间研究的他，如同日本人切生鱼片的专门刀，准确地在每道历史印痕里找出纹路。在他眼中，城市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再现。城市里的纪念碑、公园乃至百货公司等是官方意识形态、金融资本、反对力量等不同势力相互交织、对抗的结果。对哈维来说，1848年正是巴黎发展的分界线。这道分界线的形成，不仅与法国政治的演变有关，更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有直接关联。1789年法国人虽然建立了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不过，变调的《马赛曲》也在微薄的进步力量与各式各样的保守力量交织的历史过程当中上演。大革命之后，不可一世的拿破仑逐渐以他的军事才能出现在混乱的历史舞台上，紧接着是昔日波旁王朝的复辟、1830年代表金融利益的贵族在七月革命后取代了波旁王朝、1848年之后路易·拿破仑以民选总统之姿取得最高政治权力，然后，四年之后，又迅速恢复帝制。
也在日趋走向威权的时代里，两种不同的思潮消溶瓦解于威权之手。一种思潮是立基于社会共和国的理念，这个理念矢志要将法国人从贫困与堕落当中拯救出来。从圣西门、傅立叶乃至普鲁东沿路下来，无不紧锁这个主轴。另一种思潮则立基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言论自由等主张。然而，在威权形成与巩固的过程中，社会共和国的想法在1848年夭折。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主张，则在1851年被镇压。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来说，工业革命的母国英国在1820年代以铁路引领交通革命之后，法国也迅速在1830年代加入工业革命的行列当中。工业革命的效应之一就是大量人口移向都市。就以巴黎为例，1850年至1910年之间，人口便从100万人跃升至将近300万人。对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波德莱尔与马克思已分别敏锐地提出他们的观察。多愁善感并对社会变化极为敏锐的波德莱尔，在《1846年的沙龙》中，对当时异质性的巴黎提出了有趣的描述：上流社会的生活，成千上万飘忽不定的人——罪犯与妓女——在一座大城市的地下往来穿梭，蔚为壮观。在结尾，他又说道：奇妙的事物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滋润着我们，但是我们却看不见。这段文字带着相当神秘但诱人的味道。如果说，波德莱尔以诗人的感觉观察现代城市，那么，当时流亡英国伦敦的马克思，则以一种高度的理性与想象力分析这个崭新社会局面的成因——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革命改写了新的社会结构。他在《共产党宣言》里，便提出著名的寓言：
一切僵化的固定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巴黎1848年前后的改变，就像哈维所指出的，1848年之前，制造业者多是散布各地的手工业者;1848年之后，手工业已为机械所取代。1848年之前，只有小店铺在弯曲的巷弄与骑楼里;1848年之后，巨大的百货公司开始出现。更为重要的是，1848年之后，奥斯曼强迫巴黎进入现代。与此同样重要的是，威权的政治消解了其他异见。此时，管理主义开始跃上历史舞台，并与资本主义跳起双人舞。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巴黎，奠基于奥斯曼的手笔，迄今，巴黎也有着以他命名的街道，奥斯曼对巴黎的影响不言可喻。十九世纪中期，身体经常被用来比喻国家或城市，这位巴黎的改造工程师也不例外。对此，他有一段著名的看法：
在漫长的染病过程中，病人一直承受着痛苦，在外科医生的努力下，巴黎的身体终于能一劳永逸地从疾病、癌症与疫疾中被解救出来。“切割”与“刺穿”成为描述手术的形容词;凡地形遭到破坏之处，便须“开肠剖肚”以重建动脉恢复血流。这些一再被病理学家、外科医生乃至批判者所复诵的隐喻，在与科学的本质混淆之后，便坚定植基于都市计划的无意识模拟中。
奥斯曼开肠剖肚的大工程，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在奥斯曼眼中，巴黎是一个拥有革命传统的城市，而城市里的贫民、无产阶级尤其是不定时炸弹。一方面，城市改建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个群体赶出巴黎。另一方面，巴黎的巷道原本极为狭小，遇到下雨天又容易积水，为使压制革命的军队得以迅速集结，他打通了几条幅射线一般的大道。除此之外，他也整建了巴黎的地下水道系统，藉以维持巴黎这个身体体内的健康运作。
如果我们再把巴黎用身体来比喻，在资本与技术的驱动之下，巴黎的身体器官也起了一些重要变化。其一是文化风景的改变，其二是新兴消费空间的出现，而两者的共同之处则是“大众”逐渐地浮出水面。工业革命之后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以及识字率提高等因素，使得出版业发展更加蓬勃，报纸连载小说的形式不仅成为吸引读者的栏目，更成为众多作家的发表空间甚至也是谋生工具。另外，随着交通网络的建立，旅行也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从山上到海滨，风景的想象随着休闲文化的开展不断地被建立、扩充。最为壮丽的空间，莫过于万国博览会。万国博览会的展示形式，是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的成果展示，她有着科技界的奥林匹克之称。此外，搭配其他物品展示乃至杂耍表演的万国博览会，更像是一个国家砸下巨资打造的嘉年华。在奥斯曼管理主义下从闭锁走向开放的城市巴黎，则是十九世纪举办万国博览会次数最多的国家。很快地，万国博览会华丽的展示空间孕育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的出现，也使得昔日中上阶层的购物空间拱廊街逐渐没落。百货公司出现所代表的意义是资本与物之间的崭新运作逻辑，就像百货公司需要展示与贩卖大量的成衣，此时，成衣业便一举取代手工业者。
该如何去诠释一切正在改变的巴黎?波德莱尔1863年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以“现代性”加以诠释。所谓的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用他的话来说，美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永恒与不变的，另一部分则是包含当代的时代风味。在这篇文章当中，他以一位报纸的插画家为例，说明了在石版印刷术的作用之下，报纸上的插画已然不同于博物馆里所挂的画作，插画家不但可以将历史题材以画作的形式刊登在报纸上，更多的是，他渗入社会大众(在这里，他使用与精英相对的法文foule这个词汇)的生活世界里，以当代的社会面貌为题进行创作。波德莱尔像是一位城市文化的发掘者，不断考掘、体会那异质的巴黎，在作家、画家乃至各色各样的人身上。
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让巴黎光彩炫目，不再是一个肮脏闭锁的城市。然而，第二帝国也在普法战争的失利当中画上休止符。最为难堪的是，第二帝国的皇帝路易·拿破仑为普鲁士所俘虏，由国会所主导的临时政府为谋求局面的稳定，一方面与普鲁士谋和，另一方面则又压制法国内部的声音。向有革命传统的巴黎人民愤怒了!他们重新实践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曾经出现的政治组织形式——公社，当时，面对奥地利为首的欧洲反革命势力，巴黎人以公社的形式捍卫他们的革命成果。这一次，形式更为险峻，因为，要镇压公社的，正是临时政府的军事力量。临时政府希望让普鲁士完成在法国的政治中心巴黎的象征性占领动作之后，一切重新开始。然而，象征性的占领，对巴黎人来说是个奇耻大辱。愤怒的力量是巨大的，甚至临时政府军队也与人民站在一起，临时政府被迫移至凡尔赛。此时的巴黎是解放的，巴黎公社的原则便是：就像家庭是社会的胚胎一样，公社是一切政体的基础。公社必须是自主的，也就是必须以道德人格而存在。西方的政治体制在君主、政教乃至现代民主国家形式的漫漫长路上演进着。公社形式确实是罕见的，或者说，是法国人的创造。不过，公社的理想，仍不敌国家机器的力量，七十二天之后，仍被迫瓦解。
对法国人来说，普法战争显然是一个痛处。都德的《最后一课》里，老师在黑板上写的“法国万岁”，仿佛像是在屈辱中重新站起的预言。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确实又重新站起了。在民族主义的号角下，法国重新站起。这个过程当中，民族主义以不同的调性响起。第一种调性是针对法国内部，普法战争的失利，激起法国政府对于强健法国身体的想象与实践，从国民体操、公共卫生乃至体育活动的提倡，都说明法国人从屈辱中重新站起的决心。第二种调性的民族主义则是透过殖民强化法国国力。讽刺的是，殖民政策的提出者，正是出自标榜承继“自由、平等、博爱”政治理念的共和派。对法国人来说，老牌帝国英国的殖民政策，不过是在殖民地开设计算掠夺资源的会计事务所，法国人要做的则是文明的同化。这种文明/落伍的世界观，很快地产生新的展示形式，场景依旧是亮丽的万国博览会。在为庆祝法国革命一百周年而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当中，迄今仍被视为法国象征的艾菲尔铁塔该年正式启用。除此之外，该年的展览会更设置了“土人村”展示“落后人种”的真实生活。这或许是殖民主义的极致。
还有另一种民族主义正在发酵当中。1894年，一名犹太裔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指通敌叛国遭到逮捕起诉。透过各种或严肃或八卦媒体的报道，这个事件迅速引起法国社会的强烈关注。这个事件背后的政治意涵，正如政治哲学家汉那·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研究集权主义崛起时所指出的，反犹太主义是十九世纪法国政治的一种武装，德雷福斯事件可谓是我们这个时代上演的一出剧目的安排。德雷福斯事件从1894年当事人被指为通敌叛国到1900年特赦释放的时间当中，法国的反犹太主义高涨。1895年，法国军方安排了羞辱式的德雷福斯拔阶仪式。据报道，约有两万群众围观。写下《最后一课》的都德也在报纸上发表他在现场的观后感，而其文字依旧洋溢着浓郁的“敌我分明”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在法国上下笼罩着反犹太主义之际，仍有少数之士提笔为德雷福斯奔走。这样的异议之声，其实是法国的另一种“浪漫”。其中，左拉的《我控诉》便是最铿锵有力的文字。在这些少数之士重新考证起诉罪状与奔走之下，终于使得整起案件逆转。
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之际，法国的发展也出现了重要变化。法国工业革命的脚步曾紧随英国，不过，1880年至1896年之间，发展的脚步却因遇到技术瓶颈与后进国的急起直追等因素出现停滞现象。直到1896年开始，迎来第二次的工业革命。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交通的革命，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透过科学技术的改进深化交通革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里，火车所带来的是大量而集体的运输功能;但是，在此之后，发明家们所构思的则是个体自由的移动，从自行车到汽车乃至介于两者之间的摩托车，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年代是资本主义脚步更为迅速、民族主义仪式也不断推陈出新之际，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甚至在今日的街头依旧可以看到，例如标致汽车手握工具的狮子的标志。再例如自行车问世之后，迅速透过广告乃至自行车赛的举办打开品牌知名度，在运动被认为有益于个人与国家的年代里，这类运动赛事被大力提倡甚至维持迄今，法国环法车赛就是一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