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似乎冥冥中早有安排。我尚不知道Saussure何许人也，就在法国的外省读到了Saussure，就像我没有读过《周易》，可我已经接触了Le livre des Mutations。同样，我首先读了La voie et la vertue, 然后才读到《道德经》。这些中国的经典, 我在去法国前甚至都没听说过。有意思的是，是索绪尔手稿的翻译使我多少了解了《周易》的玄妙，又通过《周易》的哲学思想，让我走进了索绪尔的精神世界。
索绪尔涉及普通语言学的手稿，我们原以为永远丢失了，却最终于1996年在索绪尔的私邸里被发现，这一发现向现代语言科学的奠基者之思想投去了一束新光。索绪尔关于普通语言学的所有手稿都保存在日内瓦国立大学图书馆内，后被汇集成册出版。《普通语言学手稿》(E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面世，就引起各个国家的关注，各自开始了翻译活动。德文版已于2003年问世，意大利版则在2005年发行，这两个版本都只翻译了1996年发现的手稿内容。
《手稿》法文版是于2002年出版的，同年我就得到该书。欣喜之余，我立刻开始翻译，本来只为以后的研究做些准备。粗译之后，我就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列维-斯特劳斯全集的工作。《列维-斯特劳斯传》以及《种族与历史，种族于文化》的翻译为我后来翻译《手稿》做了的前期的准备。
正式翻译前，我专门去了南京的鸡鸣寺拜佛进香。我那时对佛学一无所知，去鸡鸣寺，不过是想以一种庄严的方式开始这伟大的工程。真奇怪，这小小的动作发生了作用，翻译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急躁，没有烦恼。我只有一个担心，就是能不能领悟作者的精神;我只有一个不安，就是害怕中文功力不够，难以完美实现语言的转换。
为验证手稿的真实性，我曾于2005年去了日内瓦。那次，我没有亲眼看到手稿，因年代久远，出于保护手稿的目的，我们只能看到复印件。2006年夏天，我再次去日内瓦。这次，手稿馆的工作人员给我开了绿灯，拿来了手稿，我终于亲眼目睹了百年前的手稿。手稿的纸张色彩不一，用的多是学生练习本那样一类的纸张。纸张的规格并不统一，我甚至发现别人的结婚请帖，都成了索绪尔的用纸，也许是一个火花突然迸发，照亮了他的思路，他顺手拿来就近的请帖，急切记下突发的奇想。索绪尔的确在为一本书做着准备，例如他准备引用惠特尼《梵语语法》第41页的内容，就把这个想法记在一个小纸头上。另外，手稿上还有诸如T.S.V. P (请翻页)这样的缩略语，就仿佛预感到有一天东西会丢失一样。翻着这一张张因时间久远而字迹不再清晰的手稿时，我的心跳加快，手有点发抖。那个眼神忧伤的索绪尔仿佛就在我的身旁。
这次我幸遇日本学者松泽和宏先生，他带我参观了日内瓦大学的语言学图书馆。我第一次看到一册册《索绪尔研究集刊》排列在书架上。我还去了德罗兹书店(Droz, Genève)，在那儿意外买到索绪尔《第二次教程导论》(已译，待发表)。这个导论有十六讲，是由戈德尔整理，并刊载在《索绪尔研究集刊》(又译《索绪尔研究志》)第十二期(1957)上，旨在纪念索绪尔诞辰100周年。
回到巴黎，我就开始看导论，一遍遍地看下来，终于看出眉目。翻译过程中，每每遇到“langage”，我都不知如何把握，似乎不能只译成“言语活动”，也不能如屠友祥先生那样统一译成“群体语言”。可是究竟如何翻译，我心中无底。总是觉得缺失了一环，而这缺失的一环就在导论中。我们通过导论可以看到索绪尔符号理论建构的来龙去脉;通过导论，我知道“langage”一词可以有多种译法，依据不同的语境，可分别译成“语言”“言语能力”“言语运用”“言语现象”等。
十九世纪，语言学家并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他们忙着做语言比较，所以索绪尔说：“我们的做法如同一位几何学家，尚未说出什么叫圆，什么叫椭圆，就想论证圆与椭圆的特性了。”(《手稿》第51页)语言是什么?正是在质疑语言单位并对之进行考察的过程中，索绪尔不但发现语言学在科学中的独特地位，而且确立语言是个符号系统。语言单位不是具体的，其性质是非物质的。语言的非物质性如果不好理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l’entité”一词的定义：在哲学领域里，这是一个被看成具有物质统一性的存在的物体，而其客观的存在仅建立于关系之上(Objet considéré comme un être doué d’unité matérielle, alors que son existence objective n’est fondée que sur des rapports)。所以他又说，语言单位是想象的。“l’entité”一词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译为“实体”，我刚开始也用“实体”一词，但随着翻译的推进，对索绪尔思想认识的深化，我提出了“质体”这一译法。这并非出于对“定译”的反叛，而是“实体”一词无法与《普通语言学手稿》中的“l’entité”一词对应。
索绪尔研究由来已久，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赵荣晖先生所编的《索绪尔研究在中国》(商务印书馆)，辑录了33位专家学者的文章，各种问题都有所涉猎，唯独没有“单位”问题。这个被我们忽视的问题在导论十六讲中却得到全面的论述。这十六讲涉及语言学所有的基本概念，而这些基本概念又都围绕一个词，那就是语言单位，它的出现频率高达200次!语言学的单位问题一旦得到回答，那么一切都将迎刃而解。正是导论使我最终明白索绪尔何以用“辞项”(terme)取代“字词”(mot);为什么先用“语言事实”一词，而后用“语言现象”。
《手稿》法文版问世以来，索绪尔研究院已经举办了三次国际研讨会。最后一次在比利时那谬尔(Namur)大学举行。会议召开时，我正在法国教学研究。暑假，我去了巴黎的科学工业中心，在那里看了天文学展览以及语言语音的展出。在语音展馆，我第一次了解了人类的发音活动。走到一架声谱仪前，我停了下来，对着仪器朗诵了一首唐诗，看到屏幕上呈现出正弦波，突然意识到编者前言中的引言： “任何种类的语言学单位都代表着一种关系，而现象也是一种关系。所以一切都是关系。”这不正是语言学对象独特之所在么。那些原本空洞而不可捉摸的字眼突然具象的呈现于我的眼前。这次奇妙的经验，使我领悟到语言学这一口耳之学的奥妙以及她的神秘力量。
翻译索绪尔的著作，就是走进他的世界，随着他的目光，我被引领，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我终于明白康德何以说：“有两种东西，我们平常越是反复思索，它们就越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兴中的道德律。”索绪尔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会问索绪尔这样提出问题，他究竟想说明什么呢?对印-欧语言构成问题，对汉语是不是问题呢?或者说它们是不是同样的问题呢?在这样的质疑和探寻答案过程中，也许汉语成了我认识索绪尔理论的参照点。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和《第二次教程导论》中都提到中文，认为文字如果像中文样的复杂，那么语言在脑子里就与文字不可分离。语言文字难以分离，“令人震惊的是，文字对中国人而言，变成了第二种语言;书写的字词成为一个单独的字词，甚至在交谈中也会介入，用字词来对口说的言语加以说明。字词的发音相同时，中国人便比划符号”(《第二次教程导论》第11页)。许慎的《说文解字》曰：“书，如也。”这不正与索绪尔不谋而合么?“话”与“画”同音同调似乎不是偶然，索绪尔这句话的深远意义将在未来的研究得到证实。
索绪尔的思考范围，小到蚂蚁，大到太阳系，无所不包，可以说人类的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在他的视野之中。索绪尔有理由说，一个语言学家若是只满足于语言学本身的研究，是无法突破的，尽管语言学有其特定的领域，但你不能不广为涉猎。在《索绪尔专刊》(Saussure, Paris : L’Herne, 2003)就辑录了近三十位不同学科的索绪尔专家的论文，语言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仅此可见一斑。
2007年，米歇尔阿里维(Michel Arrivée)发表了《追忆索绪尔》( A la recherche de Ferdinand de Saussure, Paris : PUF, 2007 )。深受索绪尔手稿的启示，作者在研究索绪尔五十年后提出了新的心得和见解。翻译中和翻译后的这些阅读为我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这些作者的提问助我走进索绪尔的内心世界，使我得以最终完成这被视为“天书”的语言学《圣经》。
多亏索绪尔的这些手稿，我们得以对其思想进行一次全新的阐释，阅读将使我们打破笼罩在索绪尔真正思想之上的厚重的偏见，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大师的思想。这位日内瓦的语言学家在其原始手稿中是作为一位知识论者、一名哲学家出现的，他为揭示以语言活动为诱因的各种各样的错觉和幻觉，为奠定语言研究的根基而竭尽全力。这些迟到的思想遗产以其惊人的现实性与语言科学、人文科学和语言哲学的一系列提问产生了共鸣，索绪尔追寻语言意义和性质的方式，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深思。
这本书终于完成，要感谢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教授朱灿生先生，他给了我很多的启迪，让我在翻译索绪尔的手稿时，产生了很多的灵感。从译事开始到结束，我还记得，首先和他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法语的L’astronomie要译成天文学，为什么中文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表达。朱先生给我解释是由六十四卦的演变而来的。伴随着翻译的推进，我逐渐对索绪尔的所思所想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索绪尔曾说：“总有一天——我们绝对意识到[ ]的重要性——人们会认识到，就其本质而言，语言的数量极其关系是完全有可能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手稿》206页)。
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扩大，人类在21世纪将产生一次巨大的文明跃迁：这是对生命的重新认识与阐述。对此，我坚信不疑。可以肯定地说，在古代，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都通过观察天象的方式而得到同样的结论。而在以后，随着西方哲学思想的衍生、西方文字的演变，已经不知其所以然。索绪尔曾说：随着西方文字的变化，文字表达的词义也发生了变化。而在我们的中国文字里还保存着古人创造文字的词义智慧，这些还需要我们去作大量的研究和解读。无论是索绪尔的二元性也好，还是中国哲学中的心物一元论也好，这些的表达其实都是所谓的“相”。例如《说文》中：“相，省视也。从木从目。”《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而古人在造字时，逻辑思维已经在这些字里得到体现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索绪尔的文稿，正如一座灯塔一样照亮我们研究西方语言学的道路。而中国古代文字的研究，也将成为研究索绪尔符号理论的重要依据。
